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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視角下的鄉村振興
日期:2020-02-10 09:38 作者:任達隆 來源: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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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近日出版的《萬世根本——鄉村振興法律制度》,是劉振偉同志從法治視角看鄉村振興的新作,聚焦鄉村振興法律制度建設。

  堅持問題導向,緊緊圍繞為鄉村振興提供法治保障的主線展開,是該書第一個鮮明特點。鄉村振興是立足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均衡發展的重大戰略,事關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全局。鄉村振興涉及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涵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實施時間長達三十多年。面對領域寬、跨度長的國家重大戰略,法治保障至關重要。鄉村振興法律制度不是一部單行法律,而是全部涉農法律法規的集成,是一個制度體系。對標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實現,法治如何保障,該書提供了思路。

  突出新時代特征,緊緊圍繞加快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法律制度展開,是該書第二個鮮明特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二元體制由來已久,城鄉發展差距大有深層次的體制性原因。按照城鄉融合發展的思路,逐步破解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相關的法律制度需要調整完善。作者認為,城鄉融合發展,要走的路很長且不平坦,但方向對了,總有到達的時候。解決“三農”問題必須跳出“三農”,要用“愚公移山”精神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漸進式調整城鄉融合的法律制度。對此,要敢于啃硬骨頭,要有緊迫感,立法不能慢,更不能等。

  著眼農業農村發展大局,緊緊圍繞如何處理好鄉村振興法律制度建設中改革、穩定、發展的關系展開,是該書第三個鮮明特點。關于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作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符合我國國情,必須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必須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不動搖,這是“主基調”。同時,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也需要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新要求,與時俱進,通過“完善”促“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會更加穩定。作者主張,法律制度建設要給地方留出實事求是解決問題的空間,看不準的問題不匆忙定論,注意總結基層和群眾的創新性實踐經驗。作者認為,將“三權”分置、“工商資本下鄉”“一二三產融合發展”“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使用指標增減掛鉤”等創新性實踐制度化十分必要,還要抓緊做跟進的文章,細化具體的制度措施,讓好的制度落地生根。

  作者認為,建立鄉村振興穩定的投入增長機制、解決鄉村振興產業發展用地、提高金融服務鄉村振興的質量效率三大問題,是鄉村振興戰略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制度建設要聚焦這三大關鍵問題,及時跟進,積極作為。

  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農民專業合作社有沒有法人資格,是何種類型的法人,長期以來爭論不休。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對此作出原則性規定。作者多年來一直呼吁在民事法律基本制度中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三類組織特別法人地位。認為,法人制度應堅持實踐性、開放性和包容性,在動態中發展完善,否則會抑制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機。特別法人的具體制度設計,既要尊重其在市場競爭中平等的民事主體地位,又要兼顧其特殊性,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符合農村實際的特別法人治理結構。該書記錄了這個探索過程,提供了作者長期跟蹤研究的成果。

  關于鄉村產業振興的法律制度建設,作者認為,涉農產業法律制度要符合產業發展規律,既要體現產業發展趨勢和階段性特征,又要超前設計并留出空間,激活生產要素,否則會阻礙生產力發展。比如,對于發展現代種業,立足于建立現代種業制度,對能夠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的,能放則放,如簡化種業生產經營許可、設立品種審定綠色通道等,對需要政府嚴格監管加強調控的,該管則管,不能隨意推向市場,如強化植物新品種權保護,建立非主要農作物品種登記制度等,通過嚴格管理維護正常市場秩序和各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對于完善動物防疫法律制度,在2018年非洲豬瘟暴發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背景下,作者認為,做好動物防疫工作需要頂層設計,盡快完善動物防疫方針,實行預防與控制、凈化、消滅重點動物疫病相結合的方針,科學界定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完善動物調運監管制度,完善動物和動物產品無害化處理以及明確支持保障措施等制度。作者認為,由政府包攬強制性免疫及忽視凈化消滅重點動物疫病的傳統管理方式,已難以適應現階段規?;B殖的新情況,需要盡快調整。

  融合法理學與部門法學,緊緊圍繞法律要實用、管用展開,使法理更好地服務于部門法律制度,是該書的第四個鮮明特點。涉農法律涉及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多個法律部門,又涉及行政管理、經濟管理、自然資源管理、食品安全管理諸多學科以及種養業等自然科學領域。作者在研究涉農法律制度時,著力將“通適性”法理與“專門性”的部門法律制度融合,力圖避免空泛枯燥,使涉農法律表達通俗易懂,落地有聲,貼近實際,貼切群眾。

  作者長期在中央政策研究、行政管理和國家立法機關從事“三農”政策研究、管理及立法工作,職業習慣使該書實踐性、針對性特征明顯,繼承前兩冊的風格,無隔靴搔癢、模棱兩可式的空談(《萬世根本》第一冊聚焦農村改革與發展,于2005年出版,《萬世根本》第二冊聚焦立法監督與人大制度,于2013年出版)。立志于鄉村振興者,讀讀這本書,會受到啟迪,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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